“巍然沒字碑猶在，六十王賓立露天。冠冕李唐文物盛，權衡女帝智能全……”四月的乾陵，三峰聳立，天高云低。“乾”為八卦之首，乾陵，天之陵也，為高宗李治與武則天的合葬陵。乾陵位于北峰，與一條南北走向的高嶺相連。南二峰東西相峙，遠望恰似乳房，俗稱“雙乳峰”。御道的西邊是唐高宗李治的“述圣紀碑”，由武則天親撰，東邊就是著名的“無字碑”了。無字碑由一塊完整的巨石雕成，高約八米。碑頭為圓首，刻有八條纏繞生動的螭首。一千多年里，無字碑無聲地立于天地之間，上面的青苔換了一茬又一茬，儼然就成了梁山乾陵的靈魂。

　　一個人死了，蓋棺論定，墓碑往往關涉死者一生的淘洗與評價，成了逝者的替身。武則天作為一個無法繞過的歷史與文化的符號，本來她的墓碑是這個符號最物質的載體之一，而她卻波瀾不驚地以無字而面世。武則天的無字碑里究竟隱藏著怎樣的“天機”呢?

　　有人說，武則天自恃功高蓋世，無法再用文字表達;有人說，武則天千秋功罪，只能留待后人評說;有人猜測，唐中宗李顯難定武則天的稱謂，是稱皇帝還是稱母后;也有人斷言，無字碑是以“無”替代“有”，猶如姜子牙手里的“無”字令旗一般，寓示了降妖伏魔的無邊法力……

　　這委實是一個千古之謎。但在我看來，這是一個雄才大略的女性明智的選擇。它就是一條生命的解脫。它是一個與佛教有緣的人大徹大悟的象征。

　　我記起三湘名剎開福寺大雄寶殿的一幅對聯：

　　齋魚敲落碧湖月，覺覺覺覺，先覺后覺，無非覺覺。

　　清鐘撞破麓峰云，空空空空，色空相空，總是空空。

　　武則天的一生與佛有著無限的機緣。從民間傳說中的“童女捧沙獻佛”，到成年以后的感業寺落發為尼;從成了女皇后廣招高僧大德，翻譯佛經，到重修白馬寺，龍門造佛像，修建小雁塔，法門寺迎佛骨。在她招攬的高僧里，有大名鼎鼎的五祖弘忍，有玄奘法師的大弟子窺基和尚;她謚神秀為“大通禪師”，對六祖慧能則是“敕書勸諭，征赴京城，賞賜甚豐”。她尤其推崇的是法藏禪師開創的華嚴宗。至于龍門石窟里奉先寺的盧舍那大佛，那“方額廣頤”，眉清目秀，表情慈祥而恬靜的女性氣質，無疑有著十分明顯的武則天的影子。

　　在推崇什么樣的佛教宗派上面，武則天是存心與唐太宗、唐高宗對著干的。唐太宗、唐高宗推崇的是玄奘的唯識宗，她便棄之不用，而推崇法藏禪師的華嚴宗。華嚴宗認為凡是現實中存在的一切，都是合理的。宇宙萬象，互為因果。彼中有此，此中有彼。一即一切，圓融無礙。人生即夢，何必執著?

　　佛法說：“我空，法空，空空。”六祖慧能說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”。禪，從“示”，從“單”，左右結構。“示”為顯示，展示之意; “單”為簡單、明了之意。也就是說，“禪”向人們展示的是最簡單、最單純的本體。禪，寓意著無，寓意著空。真無即妙有，真空即圓滿。實際上，空正是一種無形、無限和無窮大的文化符號。

　　我想，無字碑的無限意趣在于，讓人發現人生乃至周遭的一切，都是在轉瞬即逝之中。一切無，就成為一切空，也就證明了一切不實，因而不值得執著。要隨有隨無，隨取隨舍;即看到“有”，又認識本質上的“空”，不能落入二元對立的偏執之中。“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?”這是六祖慧能對人們的棒喝。

　　對于這一點，哲人們的認識往往是一致的。東方有老莊和釋迦牟尼。西方有叔本華和尼采

　　老子告訴人們：“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”，“玄”即變化。莊子夢見自己化為蝴蝶，輕盈飄逸，夢醒以后發現自己還是窮困潦倒的莊子。《紅樓夢》里賈政與寶玉在常州毗陵驛的最后一別。寶玉光頭、赤腳，身披一件大紅猩毛氈的斗篷，在船頭對著賈政連拜了四拜，便有一僧一道過來夾住了寶玉，說：“俗緣已畢，還不快走?”于是聽得岸上有人作歌曰：

　　“我所居兮，青埂之峰;我所游兮，鴻蒙太空。誰與我逝兮，吾誰與從?渺渺茫兮，歸彼大荒!”

　　西方的哲人叔本華說人生充滿了欲望，欲望滿足即帶來空虛，而且欲望滿足，馬上又會產生十個新的欲望。因此，人的欲望無窮無盡，而滿足卻是轉瞬即逝。所以，生命的幸福永遠短暫，生命的本質就是痛苦，并且無法逃脫。絕大多數人終生在金錢、名譽、權力、地位及情欲、子孫上打轉，到頭不過是南柯一夢。少部分人知道人生如夢，然而他們的生命卻因此而更加痛苦。這，就是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哲學，人生就是痛苦。

　　尼采同樣深知生命就是痛苦，人生注定就是一場夢。但這個偉大的哲學家卻相信人生里還可以有美，這美就是藝術和哲學。因為有了藝術和哲學，我們的夢境可以變得瑰麗。為了壯美酣暢的悲劇效果，我們可以氣吞山河地來演出這幕悲劇，而不像絕大多數人那樣渾渾噩噩地混過一生。

　　再就科技而言，這似乎是人類的一種進步。但在人文的維度上，人類卻因此而變得空前愚蠢。比如愛因斯坦，他的“相對論”突破了人的思維所能達到的維度，但它的高維指向，卻衍生出了核武器。科技的雙刃劍在不斷推動文明的同時，也在不斷喪失人文的高度，它的未來不管如何發達，都將是如霧亦如電，如夢幻泡影。就好像一個自作聰明的頑童，手舞足蹈地在一顆碩大的炸彈上跳舞而自得其樂。

　　我常常想，古代的思想家，大都是哲人;現代的思想家，大都是學者。這不能說是進步，而只能說是退步。事實上，人類在文化的空間，總是在不斷退化的。智慧是介于天、地、人的三維空間里，它不能夠功利，它需要物我兩忘，需要空靈的體悟，也需要緣分。所謂緣分，乃是冥冥之中的一種照應。有時我們可以在緣分里找到對應性的關聯，有時根本就不會有任何關聯。

　　人生百年，“從俗浮沉，與時俯仰”，悠悠百年，轉眼就成了明日黃花。孔子說：“朝聞道，夕死可矣”。聞道，是一種清醒。看破，放下，自在，首先要看破。看破紅塵，要看到人生和宇宙終端的那個黑洞，看到了但不跌進去，而是回過頭來，重新走進紅塵，去有滋有味地享受人生。活著的時候，嘴邊銜著一絲會心的微笑;死的時候，眼角涌動一顆晶亮的淚珠。這樣的人，也許不能算是白來這個世界走了一遭。

　　于是便有了這樣三類不同的人生態度。

　　一類是順生。人生如夢，生命短暫。“人生忽如寄，壽無金石固”，“生年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”，這類感嘆充滿了哲學的悲涼。在這一點上，“儒釋道”都有各自不同的了悟。儒生“以立言為不死，是故著書垂訓”;道士“以留形為不死，是故鍛金煉氣”;釋子“以寂滅為不死，是故耽心禪觀”，他們都是在企求某種方式的不死。而事實上，“茫茫眾生，墜不有死，墜地之時，死案已立”。不死是不可能的。于是人們便追求及時行樂。“晝短苦夜長，何不秉燭游，為樂當及時，何能待來茲。”于是曹操說：“何以解憂?唯有杜康”;李白說：“人生得意須盡歡，莫使金樽空對月”。有人便把儒家的入世，道家的玩世，佛家的出世，統統稱之為適世、順世。

　　二類是超脫。莊子的妻子死了，莊子便鼓盆而歌，因為他參悟到了“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;方可方不可，方不可方可”以及“生之來不能卻，其去不能止”，“至樂無樂，大智無智”。他早就看破紅塵，他說：“大塊載我以形，勞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。”人，無不死在這塊大地上，而以大地為自己的最后歸宿。這是東方哲學的達觀。法國作家小仲馬的墓志銘是“我的死比我的生更重要，因為生只是時間的一部分，而死亡卻屬于永恒。”現在還有人提出了“八然堂”這樣的說法：忙時井然，閑時自然;順多偶然，逆多必然;得之淡然，失之坦然;褒則常然，貶則泰然。悟則八然，此生悠然。

　　三類是自由。伯里克利說過這樣的話：要自由，才能有幸福。要勇敢，才能有自由。佛經的無言意蘊就是空。佛經所抵達的空靈，如《金剛經》，像是從低維世界走向了高維時空，有時覺得像在宇宙時空里的自由飛翔。生命注定短暫，有人卻能在厚積薄發中瞬間釋放出燦爛的光華。就像煙火，毫無保留地將絢麗綻放在夜空;就像飛蛾，生來注定灰飛煙滅，卻不惜一切地將生命撲向火焰。王瑤先生在生前曾這樣說：“不想死，不等死，不怕死。”不想死，就是現在流行的“活著的感覺真好”;不等死，就是“該做什么，該說什么，聽憑自由”;不怕死，就是“人人如此，怕也沒用”。這是一種樸素的真理。也可以說，是整體的悲觀主義，局部的樂觀主義，明知前面是終點，但行走就是一切。水在流，云在飄，空氣在流動，生命在繼續。也許生命會由于我們感悟到萬事皆空，而被驟然激活，變得精彩起來。由色而空，不是由生而死，而是由死而生。由此可見，無字碑實在是武則天最后聰明的選擇。一切無，就成為一切空。空靈，才是生命的真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