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人認祖歸宗，靠的是姓氏祖譜，皇室的玉牒、普通百姓的祖譜、家譜，就是歲月傳承的家世檔案，直到今天，國人在對組織和管理機關(guān)填寫有關(guān)申報表格的時候，還保留有“籍貫”一欄，籍貫實際上就代表著祖居地望的意味，它和姓氏一起構(gòu)成了一個人的人文地理記憶。

　　夏商周以來，中國人就有家譜，詩人屈原官居三閭大夫，職責就是掌管楚國昭、景、屈三大姓的家譜，而漢代司馬遷寫的《史記》里就記述了大量上古以來的政權(quán)更迭和諸侯世家歷史的權(quán)威性資料，而成為先秦時期的家世性經(jīng)典文獻。南北朝時期，講究士族門閥制度，官分中正九品，看重出身的門選制度大行其道，家譜就成為選官、通婚的重要鑒證檔案，是以政府、豪門士族很重視篡修家譜，至隋唐，政府開始設置專門機構(gòu)，多次編寫大型譜牒著作，著名的有《氏族志》、《姓氏錄》、《元和姓篡》、《皇室永泰志》、《唐皇玉牒》等。宋代更有著名文人歐陽修、蘇洵等人參與編譜修譜，使宋以前的家譜由維護門第、選舉、婚姻為目的而擴展為宋以后的家譜具有尊祖、敬宗、收族等具有的教化功能，家譜的記載也擴展到了整個宗族制度。有了教化功能，等于修成了一件統(tǒng)治工具，當權(quán)者的重視就可想而知了。其中，明清兩代的家譜編修無疑達到了封建社會的最高峰。如清代家譜在旗人襲爵、入仕都要查驗家譜，而清代皇帝玉牒二百年間共修28次，平均不到10 年就續(xù)修一次。明代嘉靖年間，張憲、張輝陽主修的《張氏統(tǒng)宗世譜》，記載了張氏遍及全國15 個省，1470多個點的117個支派，只有民國初年山東孔府修的《孔子世家譜》的規(guī)模可與之比美。

   家譜既然是家族文獻，免不了帶有強烈的自我意識，官修則可假他手粉飾家族，自修則更可自我方便作偽。封建社會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，則自覺不自覺地按照儒家禮制來重塑祖先形象，規(guī)范祖先言行，掩蓋祖先劣跡，抹去不良影響以獲得主流文化的認同，所以中國家譜最大的流弊就是作偽，尤以宋代以后，明清兩代為烈。

   今人徐建華在《中國的家譜》一書中總結(jié)了中國家譜作偽的六方面表現(xiàn)，可謂切中其弊：

   第一, 在姓氏朔源上攀龍附鳳，以上古和漢唐以來的帝王將相、貴胄名臣為本氏族始祖或遠祖，亂認他人做祖先，這連譜學大師歐陽修、蘇洵等人都不能免俗。以明清兩代為例，通常林姓上朔至比干，陳姓上朔至南朝陳武帝陳霸先，李姓為李耳、黃帝，蕭姓為蕭何，趙姓為宋代帝室等，不一而足；

   第二，為提高家族地位，亂標地望。所以王姓必瑯铘，李必隴西，張必清河，劉必彭城，周必汝南，顧必武陵，朱必沛國，鐘必穎川，應已成為通例；

   第三，世系雖遠，卻不可靠。名清以來的家譜，通常將家族遠祖或始祖上溯至遠古，然而歷代世系又十分清晰，甚至數(shù)十代、上百代代代不亂。一個家族十代八代延續(xù)完全有可能，十代以上就應該存疑義，而上百代的連續(xù)記錄又怎么能夠靠得住呢？這是因為后代續(xù)修家譜，大多來源于記憶，附會或抄錄史書、志書和其他圖書，這些資料的來源本身就不可能百分之百準確；

   第四，在一些遷入異地發(fā)展的家族中，大多在始遷祖身上大做文章。最典型的例子，宋朝以前的家譜中記錄家族中的功名、官爵且顯赫的特別的多，而到了明清以后則十分稀少，這是因為明清以前的資料稀少，可盡情作偽，明清以后對科舉和官員履歷可證明的資料太多，作偽則容易暴露；

   第五，書善不書惡。在幾乎所有的家譜凡例中，都有家譜寫法的“不書”條目，即不讓入譜的標準，大多是“不道、亂倫、亂宗、絕義、辱先”等，這樣就使得所有的家譜中就只有好人、正義君子而見不到壞人，“我在墳前愧姓秦”大約就是如此。歷史上的大奸大惡之徒，如李林甫、秦燴都是既沒有祖先父母，也沒有子孫后人，從哪里來的也不知道，非常有趣；

   第六,為了炫耀目的，借助有地位名人為族譜增光，比如收入一些皇帝的賜文，如圣旨、敕書、上諭、賜詩，以及一些官方文書，如告示、公文之類，同時宴請歷代外姓名臣碩儒寫序作跋、書寫題詞、贊詞、頌詩等，其間偽造或篡改，移花接木改頭換面的代筆之作屢見不鮮。

    秦始皇是個有作為的大革命家，起碼在“姓”與“氏”的問題上，秦滅六國后開始一錘定音，“姓”與“氏”合一為姓氏，周代“分封制”影響下的1745個“氏”全部變成了“姓氏”。《中國姓氏尋根》載：到南北朝至隋，“崔盧王謝”為四大望族，唐代李世民見到官修宗譜仍延續(xù)前載便怒斥：我李氏貴為天子，“崔盧王謝”已經(jīng)衰微，為何還持之不變？遂下詔改李氏為第一望族，公孫氏為第二望族，而“崔盧王謝”自然往后順延。唐高宗后期，武則天干政，開始修編《姓氏錄》，令五品以上的官員全部入譜，然后根據(jù)職位高低確定姓氏高低，此舉大大提高了武則天皇后的聲望與地位，為武則天以后順利接掌李唐政權(quán)奠定了基礎(chǔ)。從以上事例可以看出，中國古代的家譜文化與中國的“官文化”是緊密相關(guān)的，顯擺家譜，無非是想向世人表明，自己祖上出過官員，認祖歸宗也大多以先祖為皇室帝胄、名臣賢相為榮，這與當今修志紀念豐功偉績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    不可否認，歷代家譜的文化價值在凝聚人心、后世認祖歸宗和促進團結(jié)等方面有積極作用，而其史料價值就不敢視為言之鑿鑿的真跡了。中華民國編錄的《孔子世家譜》，向來被視為名譜之最，孔姓也曾被視為天下第一望族，有孔子這一高大全的偶像猶為不及，還要上溯始祖至商湯，進而上溯至商祖契（傳說簡狄吞燕卵而生商祖契），不啻為畫蛇添足一樣的笑話？今有河南人號稱中華伏羲研究會的一幫人著書《中華萬姓歸宗》，言說天下萬姓，同歸太昊伏羲氏，其拳拳倡中華萬姓歸于一統(tǒng)之情尚可理解，然以天下萬姓，歸于一個神話傳說生造出來的所謂“人文始祖”，從史料價值上說幾近謬然，這中新儒家的論調(diào)豈不是另一種赤裸裸地公開作偽？這樣一種偽作基礎(chǔ)上的文化價值不知道又為多少華夏后世子孫所認同？恐怕只有時間的歷史去驗證了。再看看最近搜狐網(wǎng)上所謂“全球追認祖先”之類的話題居然成為焦點話題就可以知道，現(xiàn)在的主流話語和文化流向主權(quán)荒謬在哪里了，不由人不感慨良多，這就是我書寫本博文的原因了